杨文彬 : 每一代人都会面对他们所处时代的问题 , 而我用摄影表达了我的困惑
杨文彬
1996年生于山东济宁 , 现居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在读。
2015年获丽水国际摄影节资助奖。
2016年入围三影堂摄影奖。
2016年参展 “ PSA 青策计划 ” 。
2016年参展连州国际摄影年展。
2017年获首届“映·纪实影像奖” 最高大奖。
2017年3月15日，首届“映·纪实影像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当这份名单发布之后，在中国摄影圈引起广泛热议。20万奖金也终于找到归宿：1996年出生的青年摄影师杨文彬最终获得大奖。
“一个20岁出头的学生为什么能够拿到20万元大奖？”
对于一场激烈的角逐而言，杨文彬无疑是幸运的。评选结果出来之后，映画廊第一时间联系到杨文彬来到映画廊进行采访，采访开始才通知他获奖消息（采访时间：2017年3月15日下午两点）。得知此消息的杨文彬始终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采访当中不断对我们说 “ 不行，我想想，我还是有点不太相信 ” 。
映：投稿之前想过自己会获奖吗？
杨：奖项本身有很大的偶然性，我在准备投稿时已经听说这次“映·纪实影像奖”会有很多优秀的创作者来参加。您突然告诉我这个我有点不太相信……对我而言准备稿件是一个梳理自己作品的过程，我最初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至少要入围这个奖。
映：本届“映·纪实影像奖”10位入围摄影师其实都非常优秀，但总要选出一个人来，这个真的有时候要靠些运气。当然，能获大奖肯定也是有原因的，可能最大的原因就是你的片子是发自内心的，你在关注自己能够感受到的生活。那么，拍摄《大学社会》的契机是什么？
杨：《大学社会》的创作契机是出于一个我至今还没有解决的疑惑：为什么我们这群走出12年应试教育体制的年轻人，进入大学后一瞬间就会变成了另外一幅模样。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这些变化，对这群刚从高三的高压式学习生活中走出来的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先不对它做出好坏的评价，它首先引起了我的困惑和思考它的兴趣。
《大学社会》的确与我的生活经验有密切关联，但它不意味着我的生活本身。它与我的生活之间有一种“古老的敌意”。这“敌意”让我越拍越感到困惑，在现场背着相机时就像是背着十字架一样，每一秒钟都想要离开。
映：《大学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的？
杨：2015年上半年，也就是我大一下学期。大学内没有像“高考”这样的终极目标，这里像是一个实验场，让我们完成由学生身份向社会人身份的转变。大一的时候我偶然进入校园活动的后台，看着很多同学在表演之前包装得像一个电视明星一样。那时候从视觉上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在平遥跟朋友们聊天，他们说，“这不就是大学中的小社会吗？”我突然知道我拍的是什么了。那天晚上回住的地方我写下了“大学社会”四个字。
最初的拍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拿着闪光灯和照相机进行一种散漫的观察。后来随着拍摄的进行，我越发感觉到照片的组合堆砌在表达上的局限，于是《大学社会》的呈现方式也渐渐地转变为了多种媒介的综合运用。它包括微信截图与照片的并置呈现、照片与现场录音之间的并置呈现、空间景观的拍摄、局部细节的采集等方式。
这不是一个学生会、一所大学，一座城市的现象，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背后有来自各方面——人情社会中的社交逻辑、消费主义所塑造的娱乐美学、媒体信息背后的价值判断等等各方面的影响。如果不承认其复杂性，便会流于表面主张。我首先没有给自己一个既定的答案解释，直到现在我依然困惑。
映：我特意看了你之前做过的访谈，很有意思，你有一般大学生不具有的老成。你的文章很犀利但又不是在“赶时髦”，所以我在你身上看到一种奇怪的情结，有种八十年代的感觉？
杨：我大概是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按照既定的轨道来的。我在山东的一个小村子上的小学，初中在小镇上，家里世代从医，他们也让我学医。当然，这些经历无关紧要。布罗茨基曾说，一个男孩与自己眼前的命运作斗争的唯一途径，就是偏离轨道。我在高中时得到了一台入门照相机，当时便疯狂拍照。而另一方面，我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和时评文章了解到了中国的当代知识分子，随后又通过此接触了现当代艺术，直到从当代摄影回归到了我的摄影实践，这两条线索联系在了一起。
我当时觉得当下的现实是荒诞的，但如果我起初的一些事情算是偏离轨道的话，那么驱使我作斗争的，与其是出于一种对周围环境的笼统的厌恶感，不如说是在我那段日子的生活中，有一群更美的东西吸引我，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它击中了我，促使我去开始从一个读者成为一个作者。
映：摄影是怎么入门的？
杨：感觉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高一，在学校创办了数码社，我是社长所以也经常拍一些活动照片，后来父母资助了我一台D5100。再后来我跟着我们学校110周年校庆的宣传片导演夏涛老师一起拍宣传片，然后得到了一台5D mark III, 直到现在我还在用这台机器。
映：你那时候学习摄影的方式是什么？
杨：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法就是看书。只要能在我们那里买到的书、杂志，都会买来看。我当时是理科生，有一次上化学课看摄影书时被老师抓到，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讲：“这孩子以后完了”。
映：不仅仅拍照片，从你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你有属于自己的摄影认知体系，还经常批判中国摄影，当然这也会得罪不少人，后悔这么做吗？
杨：没啥好后悔的。很多人说我年轻气盛。但我从来不是用一种非常沉浸内心的姿态去做事情的人，我希望我能够通过与外界的反应中画清自己的轮廓。
我也会考量写文章的价值。当你指出问题之所在的时候，本身就暗示了它需要被解决，所以我不会在意有人问我写了、或者拍了照片有什么用，提出问题就是解决的开端。在言语上开始存在的时候，在现实中的轮廓也会变的更清晰。
映：你怎么看待纪实摄影这个概念？
杨：最早接触纪实摄影是我看摄影家侯登科的作品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摄影--纪实篇》那本陈小波老师和中国传统纪实摄影师的访谈录。在最早的时期，他们让我了解到了摄影作为创作手段的诸多可能，他们表现出的担当感，对社会议题的介入和讨论，以及在影像上娴熟的控制力，是一个生活在有限经验中的高中生所愿意学习的——艺考前我拍过的一组《我的姥姥娘》就是对他们的回应。
我想现在的纪实摄影应该是以项目为单位的。它可以采用的表现手段不仅仅是直接摄影。这也就意味着表现形式只是一种适用于表达需要的手段，而不存在一种“技术完美”的创作伦理。
我的《大学社会》中有用到截图，接下来应该会有一种质疑就是，这些截图真的可以当做作品吗？我想，每一代人都会面对他们所处时代的问题，我们是生长在信息时代的人，组织内部的交流以及个人情感的表达，大部分也是发生在社交网络的场域上，但互联网的场域是直接摄影难以表现的范围，然而对于我的选题来说，这些发生在网络场域中的信息也是拍摄的现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我试图找到一个通道去连接物理现实与网络现实，通过直接摄影和手机屏幕截图的并置处理方式去呈现一个现象。
映：《大学社会》是一个进行中的项目，最终想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
杨：当我去拍摄大学生群体时，我自然而然地，试图从这两个大的方向——学生组织的微观权力模式和消费社会制造的过度娱乐切入，通过多种方式去表现其中的同学在身份上以及内在人格上发生的转变。因此在开始起初我就知道它不仅是一个图片报道，它应该适应不同场合的展示，图片媒体、视频媒体将会各有各的版本，但完整呈现应该还是展览，以及相应的出版物。
（采写：陈箫音）
杨文彬《大学社会》作品选登（该项目正在进行中）：
“走出12年的高负荷的应试教育体制后，我忽然进入无拘无束的大学，两个极端状态的转变使我至今仍感觉措手不及。我周围的同龄人忽然穿上了扎着领带的西装，师哥们开始了对师弟的指导训话，以及一场场在高中没见过的‘酷炫吊炸天’的晚会……事物正在发生变化：一种人情社会的社交逻辑以及来自于消费社会的娱乐美学似乎在这群刚走出应试高压下的年轻人群中确立下来。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使我困惑。大学像是一个高中生进入中国社会之前的模拟练习场，实际上大学也是这群大学生在具有社会公民属性的初始地点。 ”
——杨文彬
无法进入
2015年10月11日，院学生会召开新学期的第一次学生会全会在西配楼阶梯教室举行。《无法进入》中包含照片、微信聊天记录及现场录音。
签到
校学生会召开的新学期的第一次全会。右边的微信截图为签到通知。
VIP
面试
一位刚进入大学的新生在社团联合会的招新现场参加面试。三个月内，这些新生还面临着中国高考的升学压力。
学生会选举查票
入口
献花
红歌晚会
列席
等待审核的节目团队
想象身份
合影自拍
在歌手大赛进行颁奖之前、获奖选手在幕后进行合影留念
等待入场的演员
开场舞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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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聚会上的脱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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